意外厦门曾是ldquo全世界最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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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厦大“情人湖”一带远眺沙坡尾、鼓浪屿。城在碧山沧海之间，摄影师

林昉）字数，建议收藏、慢读，以及热烈赞赏。今日厦门，以“干净”著称，不过，一百多年前的厦门，曾是“全世界最肮脏城市”。它是怎么成为“海上花园”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对城市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热潮，比如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分别实施了《首都计划》、《大上海计划》和《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在同一时期，地处东南沿海的厦门也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运动。这场运动使厦门在短短的十余年里，就一举从一个房屋低矮破旧、街道狭窄逼仄、四处污水横流的“旧厦门”，转变为了一个马路整洁优美、到处骑楼耸立、公园花红柳绿的“新厦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几乎完全由民间力量发起、展开的一场现代化改造运动，定居在鼓浪屿上的闽侨精英在其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01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的多数城市都尚未完成现代化改造的时候，鼓浪屿已处处呈现出一片现代城市的风貌，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它的建筑，那是林尔嘉的菽庄花园，那是黄奕住的观海别墅，那是黄秀烺的海天堂构，那是黄仲训的瞰青别墅，那是名为日兴街、鼓浪屿市场的数百家商铺。在这些混合了欧美和东南亚、传统和现代风格的现代建筑之外，则是遍布岛上的现代市政，马路、公厕、绿化、公共花园、消防设备、排水管道等在工部局的调查中都得到了“堪称满意”、“甚称满意”等评点。在不知不觉之中，一种崭新的城市气质也形成了，人们所关心的，不再仅仅是大门之内的私人空间，工部局的报告说，鼓浪屿上的绿化树等现代市政“凡屿民均能加以爱护也”，从各地来到鼓浪屿的人，对这里的居民的第一印象是“斯文”，他们遵守秩序、温文尔雅，虽然岛上人口稠密，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超过万人，但依然安静、整洁，没有其他城市常见的的拥挤和噪杂。对于对岸的厦门来说，这个小小的岛屿，无疑为这座城市的通往现代新城之路提供了最好的范本，事实上，也正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定居鼓浪屿的侨商精英的引领之下，厦门一举由一个房屋低矮破旧、街道狭窄逼仄、四处污水横流的“旧厦门”，变成了一个马路整洁优美、到处骑楼耸立、公园花红柳绿的“新厦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厦门做为一个倍受称道的现代城市，鼓浪屿乃是它的起点。从清末起，鼓浪屿与厦门在城市风貌上所呈现出的强烈对比，即开始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鼓浪屿原有的民间形式的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在鼓浪屿做了基础性的市政建设。工部局出现后，这些市政和公共卫生工作变得更加常态化：从年起，鼓浪屿铺设了英尺长的地下排水管道；修筑海堤保护道路；维护公共码头；由专人经常清理公共水井；在岛上的不同地点建立了公共厕所和垃圾箱；建立了一支家庭访问护士队伍，为那些交付了固定费用的居民服务；疏通死水，消灭蚊子；雇佣清洁工冲洗排水管道、打扫道路、清理垃圾；隔离传染病患者。年，厦门海关税务司巴尔在《海关十年（-报告）中说，这些工作的进展，使得鼓浪屿的“道路一直处于良好的保养状态，与中国城市的道路相比更令人满意”。同一时期的厦门，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这里的环境正好相反”，年，美国归正教牧师毕腓力在《厦门纵横》一书中写道，在厦门：“街道狭窄弯曲，石板罅裂，可以直接看到下水道。它迂回、下降、上升、最后不知起所止，游客即便小心翼翼，也会迷路，没有一条直的街道。除了扭曲之外，有些街道还狭窄得令人头疼，以至你无法打开雨伞走路。”当时厦门最宽的路，也不过10-15英尺宽，这就是当时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了，毕腓力接着写道，在这里，人们：“登上石阶，穿过泥污……你无法想象这些街道是多么令人作呕……众人横冲直撞，一切都处于混乱状态。”与今日厦门留给人们印象截然不同，那时的厦门给外来参观者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是脏乱，年，《中国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提到厦门：“厦门城里面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尽管列为三等城市，与同级别的其他地方相比，厦门更肮脏。”除了把厦门和同级别的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外，外国人也不断把厦门和鼓浪屿以及国外城市进行对比：“鼓浪屿的下水工事建成，具备了尘芥污物的清洁法，实行检查牛奶食品。厦门市街大部分是陋巷，不但不洁，而且通风差。下水道不贯通，不完全，污物堆积，恶臭扑鼻。道路不规则，如迷宫，不是常年居住此地的人行走困难。所以，厦门市街俗称世界第一不洁。”在民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厦门的市政和公共卫生情况依然没有什么改善，厦门海关税务司麻振在《海关十年（-）报告》中写道，厦门的公共卫生状况堪忧，“人民生活的一般环境，从公众健康的观念来看，是很可悲的。”那时的厦门很“肮脏”，不仅在外人眼中如此，在厦门本地居民也是如此，厦门地方人士张镇世、郭景村曾在《厦门文史资料》上撰文回忆：民国初年的厦门有许多低洼泥沼，如龙船河（今斗西路至美仁宫一带）、荷庵河（今厦门中山公园内）、盐草河（妙释寺东北部）、魁星河（今中山公园内）、瓮菜河（今思明电影院一带）、洗市河（医院旧址）、竹仔河（九竹巷）、关刀河（原厦门港福海宫附近）、双莲池（今故宫路）、月眉池（第七市场），这些听起来像是河流或水塘的地方，其实都是淤积不流的泥沼，大部分成为倾倒垃圾、秽物的地方，其中瓮菜河由于地处市中心，四周人烟稠密，污秽更甚，垃圾成山，臭气熏蒸，使行人莫不掩鼻而过。到年左右，厦门市区人口已达12万，但市区面积只有五千亩出头，除去泥沼外，实际面积仅多亩，地狭人稠加上缺乏管理，导致占道扩建成风，街道因之更加狭窄，在商业繁盛地段，有的路段只有1米宽。这样的街道一年到头不见天日，常年泥泞潮湿。城市环境如此不堪，滋生了大量蚊虫、老鼠，几乎在每年春夏间，都会发生流行全市的瘟疫，其中鼠疫和霍乱最为猖獗；到了秋冬季节，火灾又极易发生。这无疑是一片苍老得近乎停滞的景象，在鼓浪屿已经是成为现代城区时，厦门旧城却依然停留在中世纪的世界，但是，这一状况从年起，开始得到彻底的改变。年，鼓浪屿上的商界领袖林尔嘉在他的菽庄花园内建成了四十四桥，这座桥在落成之日即成为鼓浪屿上一处盛景，桥上设有“真率亭”、“渡月亭”、“千波亭”、“招凉亭”和八角形观钓台等。这一年，林尔嘉44岁，“四十四桥”即是因他44岁初度而得名，也是在这一年起，随着黄奕住等闽侨富商的归来，林尔嘉开始筹办一个旨在改造厦门的机构，组织开山填海、填池、填河和旧城改造。年，负责实施这一计划的厦门市政会成立，负责规划统筹，由林尔嘉任会长，印尼归侨黄奕住任副会长，并聘请留英归来的黄竹友任工程课长；同时，成立市政局，负责执行施工，由当时的思明县县长（厦门建市以前为思明县）任委员长。这是中国第一个市政会，其会所设在当时的厦门总商会内，它的成立，或许和林尔嘉、黄奕住这两位主要创办人的经历直接有关。从年到年，林尔嘉连续十余年在鼓浪屿工部局担任唯一之华董。工部局的英文为“MunicipalCouncil”，“工部局”是清末时的译法，当时由于清廷官员对西方社会的组织机构并不是很了解，就仿照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六部”，将之翻译为“工部局”，若是按照当代的翻译方式，将之翻译成“市政委员会”更为合适。林尔嘉担任鼓浪屿工部局华董的时候，既是工部局完善之前的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工作的关键时期，也是大批归侨在鼓浪屿上建房盖屋的热潮期，在工部局制定的《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规例》和《律例》中，关于沟渠、街道、环卫、水井、广告乃至养狗、养羊、放风筝等，都有着极为详细的规定。如“伸出街道各项”这一条文规定：“凡各式房屋门前檐蓬、游廊天蓬伸出，窗户、石磴招牌及门、墙壁、篱笆阻拦街道，与行人致有一切危碍不便之处，均可由公局察看情形，劝令搬开。该房屋租房等人奉到饬知单，限14天遵办，如不遵办，每事以罚7元为限，并由公局自行拆修搬开。”毫无疑问，工部局的这些市政管理的做法及成效对华界也产生了触动，既然中国已经在努力走上现代化转型之路，那么，完全由中国自己建设、管理的城市为什么不能一改旧貌呢？年，福建闽侯人林传甲看到日本人对中国各地做了很多调查并陆续出版，认为这不仅是一种耻辱，而且“益觉外人谋我之急”，遂在中国地学会发起编撰《大中华地理志》并被推举为总撰。年，《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志》出版，虽然这是一种在民族主义激发下出版的著作，但在书中，林传甲依然为鼓浪屿的市政建设成效赞叹不已，他对此评论说：“凡租界以内，街道必广，房屋必高，工厂、学校、公园、医院必胜于内地。”厦门与鼓浪屿仅仅隔着一条窄窄的鹭江（厦鼓海峡），难道现代市政就不能以鼓浪屿为起点来到厦门吗？当林尔嘉在考虑这些的时候，他肯定想到了鼓浪屿工部局的市政管理方式，对此他也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经验。黄奕住在定居鼓浪屿之前，也对之前印尼三宝垄市政委员会的运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机构成立于年，虽然它的委员们不是执法者，但他们非常精通市政建设的有关问题，在他们的筹划下，荷兰的市政建设和管理经验来到了三宝垄，三宝垄的城市建设大为改观。曾经，三宝垄也像当时的厦门一样，久被“不卫生城市”之名所困，在年和年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瘟疫，但在市政委员会的努力之下，三宝垄建立人口死亡统计、修建自来水、新修住宅区，卫生状况迅速改善，城市商业也繁盛一时。新成立的厦门市政会参照了鼓浪屿工部局也参照了三宝垄市政委员会，像当时的初到鼓浪屿的西方人特别重视马路建设一样，林尔嘉等人决定在厦门建设第一条马路。与今天的NGO（非政府组织）不同，当时的厦门市政会，发挥着城市建设决议机关的作用，执掌各种章程、规划的制定，工程的设计、审议和筹款，也就是说，它掌握一市之市政建设规划的全部权力。03年夏，在市民好奇地围观和指指点点之中，厦门的第一条马路——开元路的建设工程开始了。首先是实测路线，规划中的开元路以当时的提督路头为起点，沿提督街横过竹仔街，再抵达浮屿，全长0.7公里，路面宽9.1米，两旁设人行道各2.4米，道路总宽度为14公尺，路基和路面设计，仿照英国麦加顿式。当时冬天，开元路开始招工兴筑，拉开了厦门大规模现代新城建设的序幕，年，开元路路基成形；年，路旁骑楼大部竣工；年，混凝土路面铺设完成。与鼓浪屿不同，当时的厦门仍时常受到民初政局动荡的困扰，南北军阀交兵常常威胁到厦门的正常秩序，这使得多数闽侨在一开始对投资厦门的旧城改造缺乏信心，由此造成的资金缺乏拖累了开元路的修建速度。当开元路工程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厦门也进入了海军控制时期，这为厦门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秩序，但也导致了市政会、市政局被先后取消，改由地方官员管理主持市政建设，但市政会的许多做法并没有被取消而是得到了沿袭。相对于人事的变动，开元路建成带来的变化对促进一场市政建设热潮的出现更为重要，这条马路在完工后即成为厦门市民最喜欢的地方，他们茶余饭后来到这里散步，使这条街道很快成为各种活动的中心，这就带热了路旁的商铺加速升值，在利润的驱动下，大批侨资开始加入厦门的旧城改造中来，市政建设与地产开发同步展开。在年的时候，市政会诸人曾忧心忡忡地估计，整个旧城改造需要的费用超过万元，其中购买旧房的拆迁费用约为万元，而市政工程款所需则在一千万以上，但有了开元路这个各方受益、良性循环的样本后，在众多侨资参与后，他们的地产公司先后支付了余万的土地款后，他们的地产、商铺却卖出了万元的价格。在开元路之后，得益于充沛的资金，厦门其他的现代马路建设次第展开：年，厦禾路从浮屿开始修建，年后，先后展筑至文灶、梧村、双涵、吕厝、江头。年，中山路开始修建，先建桥亭至瓮菜河一段，年起，展长部分开工，由瓮菜河横过局口街、镇邦路至海滨。年，思明南北路兴工，至年竣工。在此前后，思明东路、思明西路、大同路、镇邦路、中华路、升平路、横竹路、大中路、水仙路、同文路、海后路、晨光路、鹭江道等现代城市公路一条条完成，编制出密集的道路网，现代厦门的城市框架拉开了。城市交通事业随着路网的形成随之发展起来。在年开元路尚在建设之时，市政会就开始计划实现厦门市区与郊区、厦门岛与内地的水陆联运。年后，侨资创办的全禾汽车公司与黄奕住的长子黄钦书投资创办的海通船务公司实现了水陆联运，使人们可以便利地往返于厦门岛内外。年后，闽南各地的汽车公司纷纷与全禾汽车公司签订联票联运协议，至此，凡是在内地有汽车站点的地方，人们都可以一票直达厦门，在时间上比以前更简便，手续上比以前更快捷。这种交通的改善，一如闽侨曾在南洋各地见到的那样，在加快人员流动和商品流动的同时，也在迅速改变着厦门这个城市。以厦门的人口为例，在开埠以来的多数时间里，这座城市的人口都不曾超过十万，从年起，厦门的人口开始猛增，这一年厦门人口为万人，到年，厦门人口增加到人，到了年，厦门人口再次增加到人，其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经济移民”色彩，新来的厦门的内地移民的籍贯包括东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河南、湖北、江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安徽、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等多个省份，虽然在这些内地移民中，福建籍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但这依然使得这个城市呈现出明显的移民城市面貌，在十余万的厦门市民中，祖籍厦门者仅为三分之一略多，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它使厦门融合着省内与省外，融合着南方与北方，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消除了地域区分、以更加包容的态度迎接一切的城市性格也随之诞生。04几乎是与市政建设同时，一场厦门从未有过有的地产热潮也开始席卷这个城市。年，在鼓浪屿升旗山上，开始出现一座名为“榕谷”的花园住宅，当它还在建造的时候，它的建造者、菲律宾闽侨李清泉开始以家族公司的名义，在厦门展开大规模的地产投资、建设。年，李清泉及叔父在厦门成立了资本额为万元的“李岷兴公司”，一边在鼓浪屿上建造“李家庄”别墅，一边在厦门的中山路、中华路、大同路等地，兴建了数十幢商住两用楼，此外，李清泉还个人投资35万元，在中山路海口建造了十一幢楼房。李氏家族的影响力在菲律宾华侨中首屈一指，他们的大手笔投资开启了当时厦门的地产热潮，一时间，海内外侨资蜂拥而至，在高峰时，厦门的地产公司多达百家，其中规模较大者多为侨资开办，这些公司大批地买进土地，再建造起现代风格的骑楼，厦门的地价开始猛涨，以思明南路为例，当该路刚竣工时，路旁的地价为20元/平方米，但当崭新的骑楼开始在这里耸立后，这里的地价暴涨到90元/平方米。这无疑又为新城建设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仅仅在-年间，厦门就新建了主次干道63条，再加上街巷，城市街道总数超过了条，新修街道两旁耸立起余栋新房，其中，在时人看来远离当时的厦门中心城区的地方，如南普陀附近的华侨新村，拥有大量华丽洋房的新式住宅区也都先后落成。现代公园也纷纷出现在厦门，如中山公园，它从年开始筹建，耗资.48万元，在建成后不多久，它就被称为“华南第一园”。在李岷兴公司成立的同一年，黄奕住也成立了地产公司黄聚德堂，资本额为万元，为当时厦门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以鼓浪屿上的日兴街为模本，黄奕住在厦门建起更多的骑楼建筑，根据年的厦门房地产管理处的调查，黄奕住在厦门建房多达余座，建筑面积为.7平方米，在那场地产热潮中位居投资者首位。李岷兴公司在那场地产热潮中的投资规模仅次于黄奕住的黄聚德堂，但是与多数的地产公司不同，李清泉更注重基础性的建设，他于清末时曾就读香港圣约瑟书院，亲见香港如何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大商港，码头等基础性投资无疑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年，李清泉开始仿照香港中区的做法，在厦门海边买下从今天的鹭江道到沙坡尾一带的大片土地，开始了填海造堤、修筑码头工程。按照李清泉的设想，厦门的码头建设只是一个开始，码头完工后还要在鹭江道建设百货大楼，把鹭江道的开发和厦门对岸的嵩屿的开发结合起来，在嵩屿也建设码头，和厦门的码头构成港口群，后期还要建设造船厂、水泥厂、机械厂以及制糖、造纸、锯木、卷烟、罐头、豆油、酿酒等加工厂，并以漳厦路矿计划中的对闽南、闽西的农、矿开发作为支撑。但是，当时中国的时局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来支撑他这一设想的实现。“闽变”之后，华侨投资厦门的信心顿时丧失，厦门的地产热潮随之结束，此后，虽然李清泉勉力完成了填海筑堤工程，并于年在第一码头至沙坡尾沿线建成了包括通航鼓浪屿的轮渡码头在内的9个码头，但是，抗战也随后爆发了，李清泉尚未来得及看到这些建设展现成效，厦门就已落入日军手中。05从年起，厦门海关税务司的报告就一直在观察着包括城市建设在内的厦门各方面的进展，在年这一年自然也不例外，这一年，厦门海关税务司侯礼威在《海关十年报告（-）》中，这样写到厦门的建设热潮：“本地的健康与卫生条件有了很大进步，而横贯厦门城的污水系统也有了很大改善，街道拓宽工作迅速进展……尤其是在通往厦门码头的五条宽阔的马路两边，数百座旧房屋被拆除了，代之以现代化的、高质量的、用混凝土建造的楼房。”这份报告还着重提到了厦门、鼓浪屿的公用事业的发展：“高效率的厦门自来水厂于年竣工，厂内设有水闸、蓄水池、沙土滤水器、臭氧化设备、化学及细菌实验室。水闸高呎、长呎，它保证了蓄水池储蓄的水足以完成每天50万加仑的长期供水。该自来水厂还用特别供水船向停泊在港内的船只供水，这种供水船上装置有不透灰尘的水柜，并附有抽水机。厦门自来水厂经营的成功，促使该厂在年把供水范围扩大到鼓浪屿。蓄水池建筑在岛上较高的地方，并做了某些改进，使抽水机能从容量吨的蒸汽水柜中抽出水来把蓄水池注满。人们希望，这样将能保证向鼓浪屿提供充分的饮用水，防止此后在干旱季节出现任何的供水短缺。”在大批归侨定居鼓浪屿的时候，鼓浪屿和厦门都已经有了电灯。在厦门，本地绅商陈祖琛组建了于年组建了厦门电灯公司，次年投产发电；在鼓浪屿，年，英国工程师皮利创建电厂，该厂创办资本为元，由柴油机带动千瓦发电机，于当年8月正式供电，在后来的十几年里，该公司数次转手，年，在鼓华侨集股赎买了这家电灯公司。但是，一直到厦门大规模展开旧城改造的时候，无论是鼓浪屿还是厦门，自来水仍是一个空白。因为鼓浪屿和厦门都是海岛，岛上无河流，人们只能凿井取水，但是，除了鼓浪屿少数水井的质量还不错外，多数井水的盐分重、硬度高，不仅难以入口，连洗涤都不合适。这让厦门和鼓浪屿只能依赖于人工的“船仔水”，即运水船从内地运来的九龙江水，这些水价昂量少，且不免浑浊，这不仅助长了瘟疫，而且在市区失火时，往往因为无水可用而酿成大灾。年，厦门市政会成立后，即开始筹划组建自来水公司。年6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了厦门自来公司即将成立的消息：“厦门富绅林尔嘉与各绅商集合资本，筹办厦门自来水公司……”年，林尔嘉因长期身兼多职积劳成疾，辞去了一切职务到海外养病，此后旅居瑞士7年，厦门自来水公司的组建工作，遂由厦门市政会第二届会长黄奕住接任；年，厦门自来水公司的蓄水池、沙滤池、水管、水塔及公司建筑等全部工程，在上海招商投标，德国西门子公司中标，当年自来水工程开始修建；年，厦门自来水公司首次供水，不仅水质洁净，价格也低于“船仔水”；年，厦门自来水公司全面供水，不仅供应市区，也供应往来于厦门的各国商船，这些商船在试用厦门自来水的过程中，经过多国仪器的化验，确认厦门自来水在东亚堪称最佳，厦门自来水公司也因此获得“远东第一水厂”之美誉。年，厦门自来水的供水范围开始向鼓浪屿延伸。这一年，厦门自来水公司分别在鼓浪屿的日光岩和鸡冠山建造高低蓄水池及配水管道，并购买大小船只三艘、拖船一艘，每天把自来水运至鼓浪屿，再抽送到蓄水池内，输送给各家。年，鼓浪屿普及自来水。此时，厦鼓的地产热潮方兴未艾，以鼓浪屿为此，仅在-年间，工部局就颁发了张建筑执照，在厦门，这个数字更是数以万计。人口激增，导致自来水供不应求，年，厦门自来水公司资本额从万元增至万元，增设滤水池、水管线等，以增加水量供应。值得注意的是，从有自来水供应的时间而言，厦鼓在这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和欧美相当，以美国为例，7年，美国只有3%的城市供应自来水，到了年，这一数字才上升到仅37%。06又何止是自来水呢？在20世纪20年代，厦鼓之间也实现了第一次电话通话。7年，林尔嘉在厦门寮仔后创办厦门德律风公司（即电话公司），这是厦门第一家电话公司，随后，一家日商也在鼓浪屿创办了电话公司。但在当时，这两家电话公司不但规模小，也无法实现厦鼓之间的通话，年，黄奕住定居鼓浪屿，在和林尔嘉共同组织市政会的同时，也开始和林尔嘉商议筹办一家更大的电话公司。年，林尔嘉把厦门德律风公司转让给黄奕住，随后，黄奕住又在鼓浪屿收购了日商的电话公司，厦鼓之间的电话线路由此统一。年，黄奕住在鼓浪屿龙头路设厦门电话公司鼓浪屿接线站，并敷设厦鼓之间的海底电话电缆，当年实现厦鼓电话用户之间的首次通话。厦门作为闽南的中心城市，与闽南各地的城镇有着频繁的商务等联系。在厦门电话公司的经营稳定后，黄奕住又从年起派人到漳州、石码等地设立电话公司，从鼓浪屿架设电话线到嵩屿，实现厦门、鼓浪屿、漳州各地的线路连接。到年，厦门、鼓浪屿的电话用户已达2户，电话普及率为2.1部/千人，位居当时全国前列。年，厦门电话公司又计划把电话线路扩展到泉州，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已实施长途电话国有的政策，这一设想未能落成，随即抗战爆发，厦门电话公司的设备落入日军之手。抗战胜利后，厦门电话公司数度呈诉，才于年4月11日从接收大员手中收回设备，然原有设备已不足45%，随之，全面内战又爆发了，在通货膨胀之中，厦门电话公司也奄奄一息，连年陷入亏损状态。厦门沦陷前夕，黄奕住前往香港，后又避居上海，他并没有看到后来的一切。年6月5日，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去世，临终训子孙：“‘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之言，信足垂训万世。余毕生谨守，弗敢违失。汝曹勉之。”在那一刻，他肯定在回望平生，也会想到诸多的未竟之事。像他一样的诸多闽侨，在近现代中国的动荡与不安中走过了自己的一生，或许，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一个“新厦门”蔚然成型了。年，鲁迅在离开厦门前夕，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前些日子，厦门海军的飞机，在演武场的高空，盘旋了好久。那时，我抬头一看，碧蓝的天空有飞机在翱翔，演武场的南面有耸入云际的无线电台，北面有厦门大学的一整排巍峨的花岗石洋楼，构成一幅美丽动人的画面。但是，你们若走到市区水仙宫一带去看，就会看到那污浊惊人的街道，你们若走到镇南关附近一带去看，就会看到那篙目伤心的荒冢。”十年之后，厦门市区再也不是鲁迅所说的那个市区了。年，《厦门市政府公报》上一篇文章这样说道：“查厦岛自开辟马路，改良新市区，旅外华侨不惜以多年辛苦粒积之金钱，返国投资。重金购买地皮，建筑新式楼房，繁荣市区，提高厦岛地位。虽然政府提倡有方，倘非华侨热心桑梓，踊跃投资，则建设新厦门恐非易事。”这时的厦门，迎来了更多的人们，他们都对这个“新厦门”发出了赞叹。年和年，华侨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两次游历厦门后写道：“厦门有许多近代式的高楼，建筑比较坚固，设备也比较适合卫生”，他还说到自来水事业如何改良了公共卫生，“过去十余年的厦门，疬疾常生，但近些年来，却减少了，这虽然大部分是市政革新之功，但饮水的改良，也是一个主因。”年，作家巴金第一次来到鼓浪屿，他这样写下他对鼓浪屿的印象：“美丽的、曲折的马路，精致的、各种颜色的房屋，庭院里开着的各种颜色的花，永远是茂盛和新鲜的榕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鼓浪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新奇。我喜欢这南方的使人容易变为年轻的空气。”而在《新兴的厦门》一书中，作者茅乐楠更是发出了这样的赞叹：“市政发达，有一日千里之势，不仅在市区中心，有繁盛的商店银行，整洁而平坦的道路，为上海南市所不及，并且有极宏伟的公园，极美丽的天然风景……公共娱乐场，则有思明、中华、开明等戏院及去年落成的新世界；教育则有幼稚园、小学及大学……从任何方面看来，现在厦门已披上了文明都市的外衣，以前被视为‘世界上最污秽的都市’的称呼，如今已成历史上的名词了。”全文完何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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