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xS洛克兰珍公共卫生是司法问题

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第八十四期：在后现代情境中，被技术统治的人类社会，只有强化交谈、重建沟通伦理，才能获得文化新生的力量。这不是谁的理论，而是每个人都应实践的活动。龚鹏程先生遊走世界，并曾主持过“世界汉学研究中心”。我们会陆续推出“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系列文章，请他对话一些学界有意义的灵魂。范围不局限于汉学，会涉及多种学科。以期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

S.洛克兰·珍教授（ProfessorS.LochlannJain）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伦敦国王学院全球健康和社会医学客座教授

龚鹏程教授：您好。您的《恶性：癌症如何成为了我们》一书中，您讨论了癌症对社会的影响。医疗事故在您著作中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正如您所指出的，医生是人，医疗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如何处理这些失误，将对患者的健康产生巨大的影响。您认为社会该如何应对医疗事故?

S.洛克兰·珍教授：龚教授，您好。关于系统和个人错误的问题很吸引人，特别是在医疗事故这种情况下，风险可能很高。一些研究发现，医疗事故是美国最大的单一死因，但它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却几乎不为人知。

医生在复杂的医疗系统中工作，同时与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相关联。几个关键的事实使问题复杂化：医学是一个地位高、利润高的经济领域，不幸的是，这往往意味着，否认医疗事故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其中有重大利害关系。例如，病人不可能知道外科医生犯了多少错误（记录根本没有保存），甚至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外科医生写了记录，但病人是无意识的）。即使病人确实对他们的医生的质量有一个准确的描述，他们的保险在看病的人找医生方面，可能也不会给他们太多的选择。

有许多历史上的例子表明，利润胜过了医疗事故，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乙型肝炎是美国血液供应中流行的一种病毒。医院没有使用现有的方法来减少病毒的传播，而是辩称提供更清洁的血液供应并不符合“当前的医疗标准”，从而避免了诉讼。由于法院接受了这一推理，病人在接受手术时别无选择，只能承担感染乙型肝炎的风险。同样，只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医院才找到了鼓励医生定期洗手的方法，并设计出了更难以在给药过程中犯错的系统。关键是，虽然犯错是人之常事，但人类所工作的系统可能更容易犯错、更容易否认或更容易弥补错误。

医院的经济利益，而病人几乎没有追索权时，很难看到前进的道路。因为除了最恶劣的案例外，这些失误几乎不可能被证实。然而，应对错误的方法是认真对待它们，让独立机构对每一个错误的经济、心理、设计、社会和结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换句话说，首先把它们理解为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个人责任问题（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这样）。这些调查可以在各机构之间共享，以确定改善系统和机构的方法。

Thequestionofsystemsandpersonalerrorsisfascinating,andparticularlyincasesofmedicalerrorwherethestakescanbehigh.SomestudieshavefoundmedicalerrortobethesinglelargestcauseofdeathintheUS,andyetitisvirtuallyinvisibleasapublichealth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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